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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湾昆剧团团长洪惟助:30年两岸交流间 ,台湾昆曲从寂寞到勃兴******

  中新社北京12月24日电 题:专访台湾昆剧团团长洪惟助:30年两岸交流间 ,台湾昆曲从寂寞到勃兴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近日“2022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结果揭晓 ,“思”字高票当选 ,其推荐理由是 :疫情阻隔下,两岸异地相“思” 。聊及此字 ,台湾昆曲发展最重要 的推动者之一、今已年近八旬的台湾“中央大学”教授 、台湾昆剧团团长洪惟助坦言,想念以往常见面常交流 、彼此启发的老友,也心念过去两岸昆曲交流的热络 。新冠疫情下当面交流断了,是非常可惜 的事。

  “昆曲 的交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非常好 。两岸互补有无 、互相扶持 ,没有彼此打压 、没有恶性竞争,我很希望这种情形能持续下去,也希望别 的领域能学习我们昆曲 的交流 。”洪惟助说 。

  1991年起 ,有感于昆曲之美及其在两岸 的寥落 ,洪惟助与台湾另一戏曲学者曾永义发起并持续主持六届“昆曲传习计划”,邀请大陆昆剧团赴台表演、录像、教学 ,前后长达10年之久。传习计划让昆曲在台湾生根抽芽、逐渐开花育果 。为延续此计划的成果 ,2000年,在洪惟助带领下、以参与该计划的成员为基础 ,组成了台湾第一个专业昆剧表演团体“台湾昆剧团”(以下简称“台昆”),并持续聘请大陆名师赴台教学。此外 ,今日台湾各昆剧团 的主要演员及昆曲学术研究者 ,也多数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

  “台湾昆曲这三十年 的发展,我蛮满意 的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了。”老先生笑说。首先,台湾的昆曲观众多了。台昆常去学校作讲座,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演出后也有观众在反馈卡片上写,第一次来听昆曲就感受到其中之美 ,一定要再来看戏 。而台昆 的演出也获得了不少昆曲爱好者 的慷慨支持。洪惟助认为,昆曲在台湾 的传播比他预期 的还好。第二 是台湾昆曲专业表演团体从无到有,现已能够独立完成从剧本创作到定谱、表演 的整套剧目制作过程,“很不容易”。

  “昆曲传习计划”虽已告一段落 ,但此后两岸昆曲艺术人才依然往来互通,持续活络着两岸戏坛。例如近年大陆昆曲演员温宇航赴台发展 ,影响台湾同辈演员亦教导晚辈 ,洪惟助认为对台湾昆曲发展产生了很好影响。而洪惟助 的儿子 、作曲家洪敦远在2016年由大陆昆山当代昆剧院作为台湾优秀青年昆曲人才引进,洪惟助表示,很支持儿子,这是不错 的学习机会。

  2020年昆山当代昆剧院推出的原创昆剧《描朱记》 ,正 是由洪敦远担任唱腔设计。遗憾的是 ,演出时洪惟助父子都在台湾 ,因疫情无法应邀观看演出。洪惟助还谈道 ,原本与北方昆曲剧院有合写剧本演出 的计划,也因疫情停顿,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

  回顾以往两岸昆曲界的合作,洪惟助如数家珍 。浙江昆剧团与台湾昆剧团共同打造新编昆剧《范蠡与西施》并在两岸演出,北方昆曲剧院赴台演出昆剧《红楼梦》……洪惟助称 ,约在2005年至2013年间,他每年都推动两岸合作在台举行大型昆曲演出 ,“那时候可以说 是‘大交流’” 。

  “很多事情都要长久地努力。我(20世纪)90年代就想成立一个昆曲博物馆 ,但2017年才在‘中央大学’实现。”老先生说 。

  今年10月 ,洪惟助的老友曾永义离世 。洪惟助说:“在我们那一辈,台湾研究戏曲 的人并不多 ,好像就我们两个人做得比较多。但后来我们带出了很多学生 ,尤其曾永义 ,他教的学生很多 ,大多继续从事戏曲相关工作 。他 的学生又带学生……”洪惟助自叹冲劲不如从前 ,他非常期待有台湾年轻人接班,继续做昆曲传承工作 。(完)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 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 ,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的保驾护航 。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 ,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 、严格监管 的原则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 的衔接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 的成果 。”岳仲明介绍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 ,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 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 ,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 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会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 、全国人大代表 、研究机构 、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 ,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 的12057条意见 ,另收到来信11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

  修法完成后 ,推动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 。岳仲明表示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 、完善相关配套规定 ,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 、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 ,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 ,引起社会关注 。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 ,从境外引进 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 、丢弃 ,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 ,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 的安全控制措施 。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 是全方位 的 ,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 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 的规范 、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 的出发点 是好的 ,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做到合法有序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 ,造成他人人身 、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 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 。“野生动物肇事 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 的空间重叠 。”谢屹表示 ,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 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 ,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 、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 的物种 ,可以采取迁地保护 、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 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 ,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 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 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 的范围之内 。”秦天宝表示 ,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修改 ,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 ,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 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 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 ,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 、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 ,自2020年以来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 ,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 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 的保护等 。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 ,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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